”
罗浮和何雨柱都看向她。吴家丽被两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白皙的脸颊浮起淡淡的红晕，低声解释道：“我看何先生……挺实在的，一个人初到港城不容易。那房子就在我家对面，也……也算有个照应。”
罗浮眉头又皱了起来，看看吴家丽，又看看何雨柱，眼神里有些复杂的考量。
让一个年轻女秘书和陌生男作者住得这么近，似乎不妥。但眼下，稳住这个“傻柱”显然是头等大事。
何雨柱却已经笑得见牙不见眼了，连连点头：“那敢情好！多谢吴小姐！远亲不如近邻嘛，以后少不了麻烦你。”
事情就这样敲定了。罗浮雷厉风行，立刻叫来财务，点出八千港币现金。厚厚几沓“大牛”（五百元面额港币）和“青蟹”（十元面额港币），用报纸包了，交给何雨柱。
何雨柱接过，手感沉甸甸的，带着油墨和新纸的特有气味。
他嗅了嗅，这味道，比什么都好闻。
他仔细地把钱塞进帆布包最底层，用手按了按。
笔名就定“傻柱”。
罗浮亲自拿着《雪山飞狐》的首章稿子，冲去排版房，要求连夜排版，明天就见报，而且要放在副刊最醒目的位置。
整个报社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稿子和总编的指令，泛起一阵压抑着的兴奋的骚动。
临走，罗浮把吴家丽叫到一边，低声叮嘱：“家丽，人心隔肚皮。你帮他是好心，但自己要多留个心眼，注意安全。有什么事情，立刻打电话回报社。”
吴家丽轻轻点头：“知道了，总编。我看何先生……不像坏人。”
罗浮看着眼前这个单纯的姑娘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叹了口气，摆摆手。
已是华灯初上。
港城的夜晚来得快，眨眼的功夫，天就暗透了，但街上却亮了起来，霓虹灯管开始闪烁，红的，绿的，蓝的，交织成一片流动的、迷离的光河，晃得人眼晕。
各种招牌层层叠叠，伸向街道中，上面写着些曲里拐弯的洋文和繁体字。
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，汽车喇叭声、小贩的叫卖声、行人的谈笑声，混成一股巨大的、嘈杂的声浪，热气腾腾地裹挟着每一个人。
何雨柱跟着吴家丽，穿行在这光与声的河流里。
他拎着帆布包，左顾右盼，像个刚进城的乡下孩子，看什么都新鲜。
橱窗里亮得晃眼，摆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洋货，穿着古怪模样塑料模特的衣裳，料子亮闪闪的。
空气中飘荡着复杂的味道：炒菜的油气、脂粉香、汽油味、还有不知哪里传来的甜腻腻的奶油蛋糕香。
“这里，就是港城了。”他在心里默念一句。
这味道，这景象，和他那个冬天刮着白毛风、夏天弥漫着黄土味的北方老家，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他想起村里人常说，港城是花花世界，是遍地黄金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。现在，他一只脚算是踏进来了。
走了约莫二十分钟，拐进一条稍显安静的街道。
街两边是些略显陈旧的唐楼，高矮参差。
吴家丽在一栋五层高的楼前停下，指了指对面另一栋样式差不多的楼：“到了。我住那边三楼。空房在这边，三楼，窗户对着我家的那个房间。”
她熟稔地领着何雨柱上了对面楼的楼梯。
楼道里灯光昏暗，墙壁上贴满了各种“专治花柳”、“通渠改水”的破烂广告。到了三楼，吴家丽掏出一把黄铜钥匙，打开一扇漆成深绿色的木门。
一股淡淡的霉味和灰尘味扑面而来。
房间不大，十来个平方，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：一张木床，一张掉漆的书桌，一把椅子，一个简陋的衣柜。
角落里有个小小的洗手盆，墙上挂着面模糊的镜子。
窗户开着，能直接看到对面楼同样位置的窗户，那里亮着橘黄色的、温暖的光，窗帘是淡蓝碎花的。
“有点简陋，但该有的都有。被褥我那里有备用的，等下拿过来。厕所在走廊尽头，是公用的。”吴家丽说着，走到窗边，把窗户开得更大些，晚风吹进来，驱散了些许霉味。
何雨柱放下帆布包，走到窗边。
对面窗户里，隐约可见整齐的书架，一张铺着钩花桌布的小圆桌，桌上似乎还放着一瓶花。窗台上也摆着两小盆植物，绿意盎然的。再对比自己这边，家徒四壁，冷冷清清。
“吴小姐，你这可是救了我的急了。”何雨柱转过身，由衷地说，“这地方挺好，清净，适合写东西。一个月租金多少？我先付给你。”
吴家丽报了个数，比何雨柱预想的要便宜不少。
他立刻从帆布包里掏出钱，数出相应的数目，递给吴家丽。吴家丽接过，小心地放进自己的手提袋里。
“何先生先收拾一下，我去拿被褥过来。”吴家丽说着，转身要